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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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军事家辈出，许多兵法也流传至今，而当我们观看古代西方的历史时，不难发现古代中西方打仗的方式完全不同。

我国古代打仗注重的是兵法和战术，强调智谋和智取，追求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经典之作《孙子兵法》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在中国古代，智慧和计谋在战争中被视为至关重要的因素。军事家像孙子、诸葛亮等都是智勇双全的代表，他们以智谋驭兵，致胜于战场。

而相比之下，西方古代的作战方式则更加强调正面硬碰硬，采取直接进攻的战术。这种战争风格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尤为典型。西方古代的军事家们也有许多著名的将领，如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大帝等，他们以骁勇善战而著称

那么为什么中西方之间的差距会有如此之大呢？其实这和中国历久以来的发展绕不开的。

一、兵家谋士频出，中国古代战术日臻完善

在中国，“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诞生了中国古代丰富的战术体系。

那个时代，各诸侯国之间战事不断。为了争霸中原、统一天下，各国急需出色的谋士来助己取胜。于是，在群雄并起的年代，管仲、孙武、苏秦这样的著名谋士频频出现。他们博采众长，整合各家学说，创立了中国古代兵学的体系，为后世奠定了根基。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非春秋时期兵圣孙武的《孙子兵法》莫属。这本兵书提出“知己知彼”，强调以智取胜，主张运用间谍来获胜，是中国最早的军事理论总结专著。孙武将其献给吴王阖闾，使吴国在与强大的楚国作战时以少胜多，一举击败楚军。

孙武本人才思敏捷，少年时便遍读兵书，钻研兵法。他深受先秦百家思想影响，融会贯通，创立独树一帜的军事理论。孙武主张“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上兵伐谋”，强调谋略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他力倡采用间谍活动，来获取敌情和谋划战争。这在当时是革命性的进步。

《孙子兵法》中的许多观点至今仍然发人深省。比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提出了認识战争双方的重要性;“以直待直，以奇待奇”阐明了正面作战和迂回战的运用;“势则变，谋则妙”肯定了形势和策略的力量等等。这些思想为后世讲求智取的中国兵法奠定了基础。

《孙子兵法》问世后，中国古代的作战日趋注重战术运用。战国七雄你胜我，我胜你，离间计、反间计、诈降计层出不穷。司马错用反间计离间燕赵，越王勾践用连环计破败吴国，都是兵家运筹帷幄的典范。

到了三国时期，当时鼎足而三分天下的蜀汉军师诸葛亮，更是战术运用的高手。他在与曹魏作战中，设下空城计迷惑敌军，运用烧烟草诱敌深入的连环计，在武功山设下火攻，多次以智取胜。

诸葛亮继承了孙武“知己知彼”的思想，他派遣马谡潜入魏国刺探军情，派龚允探听民心。招降孟获，离间南方民族，进一步丰富了战术的运用。

可见，在中国悠久的军事史上，谋略的应用无处不在。正是频频交战，中国人也不断总结和发明新的战术来取胜。这为后世留下了许多著名的兵书典籍，如《三十六计》等，成就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战争智慧。

二、西方重视个人武力，更看重正面冲突

相比中国强调谋略的作战，西方国家在古代则更看重个人武力，喜欢正面硬碰硬的战斗方式。

以古罗马为例，其军队的核心部队是步兵。罗马的步兵普遍身披重甲，手持长矛和盾牌作战。这需要每个步兵都具有出色的个人战斗力，能在冲锋中杀敌立功。

罗马步兵的标准装备是格拉狄斯短剑以及长达两米的矩形大盾。格拉狄斯剑原本是用来进行进攻的，后来逐渐演变为防御性武器。配合大盾的使用，可以组成坚固的方阵防线。每名罗马步兵都要接受严苛的训练，能够在混战中劈砍杀敌。

骑兵也是罗马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于中国注重马的机动性，西方骑兵更看重重装甲的防护力。他们身披盔甲，手持长矛作为冲锋主攻兵种使用。这同样需要骑兵有过硬的单兵作战能力。

罗马骑兵多采用马匹较小的北方种马，这样更容易控制，配合重装甲冲锋效果好。骑兵一般组成形队形，利用士气和冲击力击溃敌军。每名骑兵也要严格训练，掌握骑射和长矛格斗的技巧。

在西方，军人的个人武艺高低直接关乎战场生死，所以训练要求极为严格。这种重视蛮力正面冲突的作战方式，一直延续至中世纪的欧洲骑士。骑士们身穿厚重铠甲，手持长枪与敌人白刃搏杀。正面对决常常决定战役的胜负。

在1177年的蒙吉萨战役中，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四世只率领375名骑士，便在冲锋中击败了数量远远占优的伊斯兰联军，足见其勇猛的作战方式。由此可见，在西方作战中，正面对抗的成分更重，谋略的运用反而很少。

三、中西方作战理念差异的历史文化根源

中西方在古代作战理念和方式上的巨大差异，源于两者古老而深刻的历史文化差异。

在中国，儒家文化主导社会，提倡“文武合一”。孔子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强调文化教化的重要性。中国重视将兵法与道德规范结合，军人既要有文采，也要训练武艺。兵法上追求智谋，实际用兵要慎重。这与儒家的中庸之道相符。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分封制下，諸侯国家紛紛崛起，战事频繁。为了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生存，各国急需招揽谋士。这促成了中国古代重视谋略的战争思想。诸侯招聘儒生出任军师，发挥他们的智谋。管仲辅佐齐桓公，孙武为吴王制订兵法，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而在当时落后的欧洲，一个统一的中央王朝难以形成。加洛林王朝的军事制度解体后，采邑制的封建领主成为主要力量。不同民族之间常有战事，重视个人武力的骑士文化应运而生。正面硬碰硬成为主流作战方式。骑士要忠于领主，在战场上以一当百。

再者，中国历来注重战术变化，以技巧取胜。这与中国文化的司礼承传、内敛求精神不谋而合。西方则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喜好正面对抗，这与其外放开放的民族文化特征一致。中国人注重内心修养，西方人则自主个性突出。这些民族气质的差异都体现在古代作战方式上。

所以，中西方古代作战方式的差异，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土壤。它代表了中西方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东西方文明魅力的集中体现。

四、科技发展又推动了战术的逐步进步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科技的快速进步，也奠定了丰富战术的基础。

中国很早就掌握了先进的冶铁技术。这为打造各类冷兵器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从商周时期的青铜兵器，到战国的环首刀和斧钺，再到汉代的铁剑、戟棍和弩机，中国兵器的发展速度远超当时西方国家。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开始使用钢铁冶炼技术，生产兵刃剑矛等武器。而当时的欧洲国家尚处于青铜器时代，武器以青铜为主，质量差异很大。这为中国的战术变化提供了有力保障。

发达的冶金技术也使我国古代能够生产轻便灵活的甲胄。这为运用战术提供了可能。相比之下，西方国家的重装甲在很长时期制约了他们作战方式的变革。中国汉代已经出现铁甲，到了唐代更是生产了轻便的套环甲。而欧洲直到10世纪才出现这种技术。

在其他科技如造纸、火药等方面，中国古代也领先世界。四大发明对中国古代科技产生了革命性的推动作用。这为战术上的创新提供了支撑。中国先进的思想和科技，共同推动了作战理念的演变。

五、风云际会的中华战争智慧永放异彩

综上所述，中西方古代作战方式存在巨大差异，这是历史文化和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古代重视谋略和智慧，西方古代偏重个人武力和正面硬碰硬。在孙武、诸葛亮等人的思想贡献下，中国形成了独特的战争智慧。这源于中华文明的内在精神，也使中国军事史书写了一段又一段精彩绝伦的篇章。

世事沧桑，时过境迁，但历史的印记却永存。当我们回望古代中西方作战的不同，也就回望了两种文明的厚重积淀。

中国先秦时期就已经确立了运用智谋的战争理念。而在之后的漫长岁月中，中国先进的思想和科技的发展，更是丰富和成熟了这种独特的战争智慧。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中国民族智慧的光芒永远散发着耀眼的光彩。

让我们在这个纷杂的世界，继续发扬中华民族“知勇兼备”的战争智慧，于风云变幻的时代大潮中，继续书写中国人智慧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