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位老兵，都是一部活的抗战史。在国家和民族的危亡时刻，在炮火纷飞的战乱岁月，他们用肩膀扛起了一个时代，以满腔的热忱和无限的勇气投入到救国救民的抗争中。他们身上，承载着国家尊严的不朽荣光，留存着珍贵的民族记忆。

老兵姜德堂

自今年1月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启动了抗战老兵的口述史采集记录工作。截至6月，该馆已完成了第一阶段15位抗战老兵的拍摄。目前，第二阶段的老兵口述史采集工作也已经启动。该馆还计划在征集更多在京抗战老兵名单的基础上，将拍摄的镜头对向全国，抢救性记录第一手抗战资料，为抗战史研究、展览设计等提供生动素材。

(资料图片)

老兵倪介夫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捐赠给抗战馆

争分夺秒

多方辗转寻找抗战老兵

“这是一项与时间赛跑的工作。”过去4个月里，抗战馆宣传推广部工作人员邹占兵常常会产生一种无力感：面对时间的流逝，老兵的生命力也在一点点被削弱；在采访对接的过程中，就有不少老兵相继去世，这让团队格外有紧迫感。“我们必须争分夺秒，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此次团队采访的对象是1945年8月15日之前参加过革命、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一定贡献的老兵。以当年最小十几岁的年纪推算，老兵们现在都90多岁了；团队此次采访的年纪最大的老兵已经102岁了。邹占兵说，此前，抗战馆积累了一批老兵名单，但是与想要完成的工作目标相比还远远不够。一次，在接待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工作人员参观时，抗战馆透露了想要做抗战老兵口述史的想法，双方一拍即合，决定共同推进这一工作。

根据设想，很多抗战老兵都是离退休干部，既然在市委老干部局登记在案，对接起来难度应该不大，事实却并非如此。“通过市委老干部局，我们得先联系老兵所属的区委老干部局，再找到他们现在的管理单位，最后才能联系到老兵本人或是家人。”这个过程既费时间又费精力，在此期间，团队常常还要面临很多的阻碍：有的阻碍来自老人，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他们再出来接受长时间的采访；有的阻拦则来自家人，家人担心对过往经历的回忆会引起老人情绪的波动，对身体产生伤害。“我们前期联系了25位老兵，最终成行的只有15位。”

口述史的采集过程也是困难重重。让邹占兵印象最深的是出生于1927年的老兵常恩卫，老人曾于1943年参加了抗日区小队，1944年4月在滦昌怀顺抗日联合会任通讯员，1945年2月担任平北十二分区卫生所护士。常恩卫也是所有采访对象中，不多的真正跟日本人正面拼杀过的老兵。采访前，团队本期待着能听到一个精彩的故事，没想到在见到老人后却有些措手不及。“除了耳背之外，老人身体状态也不太好，说着说着头就低下去了，感觉像是睡着了一样。”邹占兵说，在老人断断续续的讲述中，团队还是拼凑出了老人当年的惊险往事——

1945年，常恩卫所在的卫生队被日本人围住。战斗了几天几夜，卫生队的12个人怎么也无法突围。最后，大家决定拼命一搏。常恩卫也与日本人进行了近身拼刺，他在刺倒两个敌人后因躲闪不及，被第三个日本人刺伤，大腿根部血流不止；幸亏被班长及时救下，做了包扎。天黑后，日本人认定卫生队人数少、不是八路军主力才撤下包围，常恩卫也因此活了下来。

精神洗礼

在讲述中感悟家国情怀

除了邹占兵外，采集口述史的团队成员还包括同样来自抗战馆的张伟杰、吴娟、姚创。对这支年轻的团队来说，采集抗战老兵的口述史，是分内的工作职责，也是一场让人成长的精神洗礼。

在采访老兵姜德堂的时候，团队成员几度红了眼圈。1938年，年仅14岁的姜德堂便以小通讯兵的身份，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敌人斗智斗勇。最让大家动容的是老人对党和国家真挚的感情。姜德堂在解放战争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此之后，入党志愿书便成了他生命中的一部分。在早年间，他甚至一直将入党志愿书放在自己的上衣口袋里。

老兵姜德堂的入党志愿书和功勋章

清澈的爱只为党和祖国，这样触动人心的故事还有很多——

1928年出生的老兵薛树棠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前夕，主动拿出1万块钱作为党费交给党组织。原因很质朴：“作为一名党员，我要以我的方式为党做贡献，为国家出一份力，感谢党和国家对我的培养。”

2022年9月26日，在党的二十大即将开幕之际，1929年出生的老兵石玉坤主动向党组织缴纳了一笔2000元的特殊党费，向党的二十大献礼。

倪介夫

为让更多的人感悟抗战精神，出生于1925年的老兵倪介夫，将荣获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捐献给抗战馆，填补了抗战馆收藏上的一个空白。

……

“在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能深刻地感受到，他们的这些举动自然而然、发自肺腑，并不觉得自己是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团队成员吴娟说，让她久久难以忘怀的还有北京中医药大学房山医院的首任院长韩臣子。在面对镜头时，老爷子直言自己一生普普通通，没有什么可称道的。但在跟老人的学生交流后，团队才了解到，韩臣子曾在医疗条件落后的山区开展了房山区首例阑尾切除手术；组织创建了房山中医医院结石科，填补了本市结石病专科的空白。更难能可贵的是，老人在九十多岁时，还坚持每周出诊。“参加革命的经历，为老兵的一生都打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底色。”

还原真相

感受历史的温度与细节

在抗战老兵的讲述中，历史在团队的眼前生动了起来。少为人知的抗战“堡垒户”、延安鲁艺的文艺生活、日伪军的暴虐……历史的细节也渐渐丰富起来。

老兵陈复君1927年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中学教师家庭。1939年，她被选入陶行知创办的私立育才学校音乐组学习。在此期间，陈复君接受了初步的音乐教育，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宣传抗日救亡活动，抗日的种子也就此在小女孩的心中埋下。1944年底，陈复君得到前往“革命圣地”延安的机会。提起这段经历，老人的眼睛亮了：一行人从八路军设在重庆的办事处出发，为了对付国民党的沿路盘查，他们还以领导人的亲属身份编成小组，比如朱德小组、王若飞小组、林伯渠小组等，每个人都改了名字，背熟了新编的口令，特别学习了出行途中的纪律和注意事项。当终于进入解放区时，陈复君这样形容自己的心情，“我们年轻人见到八路军战士，抱着他们又跳又叫，仿佛来到了天堂。”老人回忆，当时延安的生活非常艰苦，在《白毛女》《兄妹开荒》等剧目演出之后，演出人员能吃上一碗白面面条，已是相当奢侈的事情。

“抗战堡垒户”，这个名字很多人可能并不熟悉。它指的是抗战时期那些舍生忘死，隐藏、保护共产党干部和革命战士的住房关系户，是保护和积蓄抗战力量的基地。老兵郑春长便成长于一个“抗战堡垒户”。“为了保护共产党干部，我们家地下挖通了地洞，县区干部、武工队经常被安排在我们家居住，以躲避日军的‘清剿’。”郑春长回忆，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他很早就接触了中国共产党。1945年2月4日，年仅15岁的郑春长秘密入党；他不知道的是，自己的父亲、哥哥也是地下党员。这个秘密直到解放后才在三个人之间公开，充分显示了当时共产党人纪律的严明。

老兵周振中曾亲历了惨绝人寰的“五一大扫荡”。“有一天凌晨，我还在熟睡中，突然听到了枪声，敌人直接踹门而入，我们一家人和其他村民都被日本人押到了村东的一个大坑。”周振中回忆，当时，敌人拿刺刀紧贴着村民的头顶滑动，那种感觉至今让她不寒而栗。国仇家恨的交织，让周振中在12岁就毅然决然地参加了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民先队”）。周振中说，“民先队”是一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外围组织，成员要做到严守秘密，严禁使用真名，关键时刻不惜牺牲生命也要完成任务。“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传送情报、对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散发传单写标语、动员参军支援前线、站岗放哨、护送我党人员通过敌人的封锁线等等。”

“这些内容是我们进行抗战史研究的宝贵财富。”邹占兵说，未来抗战馆将对口述史相关素材整理后编辑成册，供更多的人使用。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 牛伟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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