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国资，开始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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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深圳国资“接盘”荣耀，合肥国资“抄底”蔚来，广州国资“押注”新能源，青岛国资“重仓”芯片……一众地方国资，成了资本市场的弄潮儿。

越来越多的地方国企，开始浮上台面，不仅主动参与市场竞争，而且通过政府产业投资基金，主动出击，押注未来赛道，逐鹿“风投之城”，为城市晋级创造新的可能。

地方国企与民企齐头并进，谁走在最前列？

一、谁是地方国资第一城？

日前，广州召开的“高质量发展·看国企”新闻发布会透露，目前，广州地方国企资产总额6.28万亿元，同比增长8.2%，其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累计37家。

与之对比，截至2022年末，深圳市属国资总额超过5万亿，成都超过3万亿，青岛、武汉、厦门超过2万亿，大多数强二线省会多在1万亿～2万亿。

这也意味着，广州以较大优势领先于深圳、成都、武汉等城市，跻身地市级地方国资实力第一城之位。

这些城市都有一些代表性的产业类地方国企，如广州的广汽集团、越秀集团，青岛的青岛啤酒、澳柯玛，厦门的厦门建发、象屿集团等。

令人意外的是，一向被视为国企重镇的东北，地方国资的实力并没有稳居前列。

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地方国企总资产均未迈过万亿大关，地方国企的实力远远不如数十年前。

同时，一些普通地级市，地方国资实力与经济实力完全不匹配，如宁波、佛山、东莞、泉州等。

这背后，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地区民营经济相当发达，另一方面是地方国资的发展，有赖于所在城市的行政资源支配度，省会、副省级城市显然高过一般地级市。

这里的地方国资，指的是市属国有企业，不包括中央企业和省属企业，更能代表一个地方真正的国资实力。

当然，广州只是地市层面的第一城，如果将四大直辖市都囊括在内，且从省域来看，京沪显得极其突出。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上海地方国资总资产高达27.6万亿，北京市管国企资产总额6.7万亿。

虽然同为一线城市，但京沪一直以来都是国资重镇，建国初期大量央企、地方国企都布局在这两地，而这一优势延续了70多年之久。

同时，京沪比广深行政级别更高，作为省级的直辖市，无论是行政权限还是资源支配能力，都远高于一般地市，再加上大量金融类国企的存在，做大了资产规模。

不过，北京最大的优势还是央企总部，而上海则是地方国资实力最突出的地区。

二、地方国资，究竟有多强？

欲说地方国资，先看央企分布。

目前，我国共有120多家中央企业，其中包括98家国资委出资管理的产业类央企，以及众多金融类、行政类和文化类央企。

仅以98家产业类央企来看，北京是毫无疑问的第一城，69家央企总部汇聚在首都，这还是一众央企总部外迁之后的结果。

北京之后，上海、雄安新区、深圳、香港、武汉、广州等城市位居前列，但与北京存在巨大差距。

要知道，这还是北京部分央企总部外迁之后的结果。未来，还会有大量央企总部离京，但北京作为央企总部第一城的地位仍旧难以挑战。

如果说北京是央企的集聚地，那么地方国资就呈现百花齐放之势，上海遥遥领先，广州直逼北京，深圳增长迅猛。

地方国企一般有三类企业，一是基础设施及公共领域类国企，二是相对市场化的产业类企业，三是投融资类企业。

第一类多转型成了城投平台，肩负起融资功能，但地方债问题不容忽视。

第二类产业类国企，覆盖汽车、电子、医药、集成电路、商贸等领域，市场竞争相对充分，是地方国资的主力，也是资产增值保值的主要来源。

至于投融资类国企，则是地方政府“投行化”的缩影，也是逐鹿新赛道的主要力量。

从城市来看，上海2022年地方国资资产总额高达27.6万亿，一地超过了北京+广州+深圳的总和。

这是长期历史积淀的结果，也是上海地方国有企业在新时代市场竞争力的体现。

上海的地方国资，囊括了6家世界500强、16家中国500强企业，包括上汽集团、浦发银行、绿地控股、中国太平、上海医药、上海电气、海通证券、国泰君安证券等。

当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上海拥有众多地方国资主导的金融类企业，这些企业资产规模更为庞大，由此奠定了上海在地方国资中的领先地位。

与之对比，北京的地方国企远不如央企总部那么耀眼，但借助首都优势，综合实力仍旧位居上游。

数据显示，2022年北京市管企业资产总额6.7万亿元，包括北汽集团、首钢集团2家世界500强企业，以及13家中国500强企业。

与京沪相比，广州的地方国企矩阵更为多元化，且多集中于产业领域。

目前，广州市地方国企资产总额达6.28万亿元，市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累计多达33家，多为产业类国企。

在世界500强企业中，共有39家地方国企上榜，广州占了3个：广汽集团、广州建工、广州医药集团。而越秀集团、广州工控则是世界500强的有力竞争者。

从国内各大500强榜单来看，广州共有7家市属国企入围中国企业500强、3家市属国企跻身制造业500强，14家国企位列服务业500强，多为产业类国企。

深圳虽然被视为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世界500强企业几乎都来自民企，但地方国资实力不容小觑。

数据显示，2022年深圳市属企业总资产50010亿元，同比增长8.3%；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1万亿元、同比增长25.7%。

这些地方国企，多为投融资企业或基础设施类企业，包括深投控、深圳资本、亿鑫投资，以及深圳地铁、盐田港、深圳高速等。

虽然看起来深圳的地方国资跟北上广不在一个层次，但增长之猛，位列各大城市前列。

经济特区成立40多年来，深圳地方国资总资产以年均28.9%的速度实现2.64万倍的增长。而过去10年，深圳地方国资总资产从5000多亿元飙升到5万亿元以上，增长了9倍多，远超一般城市。

坐拥华为、腾讯、中兴、大疆、比亚迪、顺丰等众多一流民营企业，如果未来能将地方国企不断做大做强，深圳的企业实力还会继续膨胀。

三、城市“投行化”的大转型

这几年，地方国资不再坐守一城之地，而是主动出击，开启了城市“投行化”的大转型。

城市投行化，即政府风投模式，指的是地方国资组建投融资企业，设立产业引导基金，押注各大热门赛道，助力城市产业转型升级。

政府风投的出现，不仅被视为从“土地财政”向“股权财政”的积极转型，也被视为城市竞争从城建竞赛向产投竞赛的转移。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各大城市中，政府引导基金数量最多的是苏州，而目标规模最高的是广州。

政府风投模式的先行者，当属有着“最牛风投城市”之称的合肥。

2008年，合肥市政府投入60亿，并承诺兜底最高出资90亿，引入京东方，投建国内首条6代线，从此开启向电子信息产业的巨大跨越。

要知道，当时合肥一年的财政收入仅有300多亿元。投资京东方，无疑是一场豪赌，而这场豪赌，则将合肥最终推向了网红之城的高位。

京东方之后，合肥国资又接连入股长鑫存储、蔚来汽车等众多明星企业，从而在江湖上奠定“最牛风投城市”的称号。

与合肥相比，深圳国资更是无冕之王，素有投资界的扫地僧之说。

这些年，深圳国资屡屡上演“白马骑士”的救市之举：2016年，宝万之争中，深圳地铁入主万科，从而将危机化解于无形；2020年，华为遭遇国际针对之际，深圳国资毅然“接盘”荣耀手机，再创增长奇迹。

深投控，是其中的最大投资主体所在。仅一家投控企业，总资产就超过1万亿元，产业横跨金融、保险、先进制造等众多新兴产业，为深圳押注新兴赛道创造更多可能。

所以，衡量一个地方的国资实力，要看的不是市政类国资的整体规模，而是市场化国企的真实竞争力，以及创投类国企的业绩。

四、国资实力强大，民营经济就不发达了？

在许多人看来，一个地方国有经济越是强大，民营经济可能就越孱弱。显然，这是典型的存量竞争思维，看不到地方国资与民营经济的共赢之道。

“阜成门六号院”主理人王明远通过梳理各地国资、民企数据发现，越是民营经济发达的地方，国企发展也做得越好。相反，民营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地方国企发展也不一定好。

前者的代表是上海、深圳、广州、杭州等，地方国资与民营经济齐头并进，两条腿走路。

根据2022年中国企业500强名单，地方国企入围最多的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杭州、深圳、厦门。

后者的代表是东北多个地市，辽宁省所有地方国资加起来的资产总额，还不及广州一个城市；黑龙江省所有地方国资的营收加起来，仅有深圳的1/5。

可见，东北不仅民营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不及东部沿海省份，甚至地方国资整体实力也不及沿海城市。

地方国资增长对比 图源：阜成门六号院

究其原因，王明远有过精辟分析，一个原因是，市场生态具有“溢出效应”，民营经济创新模式、商业模式和管理模式的溢出，最终也会惠及到地方国企；

另一个原因是，民企对国企具有强大的回馈反哺效应，民企发达，地方财力充沛，政府有更大的空间充实国有资本，扩大国有资产规模。

以连续三年位列世界500强企业的深投控为例，作为深圳市属国企，深投控的资金所向，几乎都是民营企业，覆盖了从中小微到大型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目前累计投资并助推上市的企业多达242家。

可见，做大民营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壮大国有经济，而国有经济的强大，也为地方政府培育更多新产业提供更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