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不少游客到天坛欣赏巍峨壮丽的祈年殿，近观汉白玉圆台出陛间精美的丹陛石，仰望殿内金碧辉煌的龙凤柱，站在三台上眺望西山绚丽的京城风光。

(资料图)

游客眼前的这座祈年殿，是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复建的，距今有126年的历史。

前身为明初大祀殿

祈年殿最初为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的大祀殿，明初实行天地合祀，当时叫“天地坛”，而不叫“天坛”。嘉靖九年（1530年）嘉靖帝更正祀典，实行“天地分祀”，遂于大祀殿南建圜丘以祀天，大祀殿被废。嘉靖十七年（1538年），嘉靖帝欲举明堂大享之礼。时任礼部尚书严嵩等上疏说：“今大祀殿在圜丘之北，禁城东南，正应古之方位。明堂秋享，即以大祀殿为当。”嘉靖帝不同意严嵩等的奏议，反复令廷臣“会议以闻”，还将上疏直言“明堂之配，不专于父”的户部左侍郎唐胄打入诏狱。

嘉靖帝的前任皇帝是他的堂兄、明武宗朱厚照，嘉靖帝继位后，排正议，崇私亲，他把自己的父亲兴献王朱祐杬追尊为皇帝，庙号睿宗，并且把明太宗朱棣的庙号改为“成祖”。同时，嘉靖帝下诏撤大祀殿，在其址建新殿，钦定殿名为“大享殿”，并亲自绘图。嘉靖二十年（1541年）大祀殿被拆除，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大享殿建成，形制和现在的祈年殿一样，唯瓦分三色，上檐青瓦，中檐黄瓦，下檐绿瓦。嘉靖帝在大祀殿址建大享殿的史实故事，《明史·礼志·大享礼》记得很清楚，《明世宗实录》记得也相当精妙。

大享殿落成后，嘉靖帝仍于紫禁城内的玄极宝殿，即今紫禁城雨花阁仅存遗址的隆德殿举行明堂秋享之礼，大享殿长期闲置。清顺治二年（1645年），顺治帝诏命举行祈谷典礼，改大享殿为祈谷坛。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帝下旨改大享殿为祈年殿，大享门遂改名祈年门。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八月二十四日，祈年殿被雷火焚毁，存世344年的殿宇化为灰烬，震惊朝野，翌年开始重建。

大享殿的大修主要集中在乾隆年间。乾隆十五年至十八年，乾隆帝先后下旨，将祈谷坛三层台面改用金砖墁砌；将大享殿东西配殿后排的七间拆除，仅存前排的九间作为祈年殿的配殿；将明初的75间长廊，改建为72间；将祈年殿三层瓦色统一改为青色琉璃瓦。

近百年来，祈年殿的大修共有两次：第一次，1935年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委托基泰公司对祈年殿进行挑顶大修工程，施工中将祈年殿上层坛北半部、中层坛、下层坛台面金砖改以水泥砖铺墁；第二次，1971年北京市政府投巨资对祈年殿进行了落架大修工程，并将三层坛台面中1935年铺墁的水泥砖更换为机制的青砖，上层南半部台面金砖保留未动。2005年，天坛公园实施祈年殿彩绘重新油饰，使形态庄重、雕饰精美、色彩典雅的祈年殿熠熠生辉。

清楚了距今126年祈年殿的历史、存世344年大享殿的历史，以及近百年来祈年殿两次大修、一次油饰的历史，不少读者或游人不禁要问，大享殿的前身大祀殿是一座什么样的大殿？大祀殿有“下坛”吗？“下坛”是圜丘吗？

坛即圜丘 史书有载

明代李东阳等撰、申时行等重修的《大明会典》有一幅“郊坛总图”，图中的大祀殿坐落在内垣之中，大祀殿前绘有东西配殿。这幅“郊坛总图”的大祀殿下面没有圆形坛台。据此图绘，有的学者认为明初的大祀殿和紫禁城太庙享殿的建制一样，大祀殿的“下坛”不是圜丘，而是一座矩形的须弥座三台，或曰“大祀殿只有二三层殿基，根本就没有下坛”，也有的按《大明会典》卷84“大享殿图”中的大享殿坐落在三层圆台之上，从而判断：“祈年殿下面的汉白玉三层圆台，是嘉靖二十四年建大享殿时构建的”。

究竟明初大祀殿的“下坛”是不是圜丘？大享殿下面的圆形须弥座三台到底是不是嘉靖帝所建？因史载图文不一，导致这些问题给读者带来深度了解天坛历史的极大困惑。

《明史·礼志》明确记载：“大祀殿下坛上屋，屋即明堂，坛即圜丘，列圣相承，亦孔子从周之意。”2006年版《天坛志》也记述：“祈年殿的前身是大祀殿，许多制度与大祀殿相同，亦为下坛上屋，屋即祈年殿，坛即三层汉白玉圆台。祈年殿三层坛通高6.3米，上层直径68.2米，中层直径79.6米，下层直径90.8米，各层皆绕以汉白玉石栏。”《天坛志》与《明史》记载基本一致，也就是说，大祀殿的“下坛”是圆形的坛台，而不是矩形坛台。问题是明初大祀殿下面的圆形坛台是三层还是二层？从《洪武实录》等史书品读，明太祖在南京称吴元年（1367年）时，在正阳门外钟山之阳，所建圜丘为上下两层。洪武四年（1371年）改制所筑圜丘仍为上下两层。故洪武十年（1377年），“诏改建圜丘于南郊”“即圜丘旧址建大祀殿十二楹”，其下坛也应是上下两层，不然圜丘坛台上面怎么能够容得下盖为重檐庑殿顶十二楹的大祀殿呢？《洪武实录》所说“即圜丘旧址为坛，而以屋覆之，名曰大祀殿”，与《明史》记载“屋即明堂，坛即圜丘”表述一致。

《天坛志》从祈谷坛建筑群角度记述了祈年殿的建制沿革。记有：“北京大祀殿规制完全模仿南京大祀殿，并引《明太宗实录》云‘唯高敞壮丽过之’，大祀殿也叫天地坛，明朝初期至中叶，皇帝每年都在大祀殿举行天地合祭大典。”“祈年门为祈谷坛仪门，坐落于祈年殿南，建于明永乐十八年，是天坛少量的明代建筑遗存之一，初称大祀门，后改为大享门。”这些记述不仅与《洪武实录》所载大祀殿建制完全一样，并与我们今天看到的祈谷坛建筑群实际状况基本一致，说明了嘉靖帝构建大享殿时，只是将大祀殿改建为大享殿，拆除了廊庑，其余的建筑建制并未改动。

说“坛即圜丘，屋即大祀殿”，还有一个实际问题需要解答：大祀殿下面的圆台容得下一座面阔11间重檐庑殿顶的大祀殿吗？按《洪武实录》，永乐十八年所建大祀殿与南京大祀殿一样，下面的圆台是上下二层，而不是三层。今祈年殿第二层圆形坛台直径是79.6米，在其上构建一座面阔60米，进深30米左右，十二楹的大祀殿是没有问题的。由此笔者认为：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建大享殿时利用了明初大祀殿原有的二层圆形坛台，在其上添建了一层坛台，并将原位于上层坛台出陛间的“升降龙”石，移置到第三层，在第二层添建了“升降凤”石，下层原有的“朵云海水江崖”丹陛石原封未动。经实测，祈年殿圆形三台南北两面的6块丹陛石均长约424厘米，宽约175厘米，将“升降龙”丹陛石从“三台”的第二层，移置到上层完全具备可行性。

反复观察，祈年殿6块丹陛石的雕作技艺，不是同一年代之作。“升降龙”“朵云”两块丹陛石立体感强，布局舒朗，手法细腻；而“升降凤”石与皇穹宇出陛间的“升降龙”丹陛石一样，布局繁紊，立体感薄，手法也不够圆润，有些雕琢细部明显不同。

从礼志角度看，明初天地坛作为合祀天地之所，雕刻“云石”和“龙石”没有问题，但不应出现“凤石”。明孝陵祾恩殿遗址的丹陛石，自下而上分别是“天马行空”“日照山河”“双龙戏珠”。明十三陵长陵祾恩殿“三台”的丹陛石，最下面一块是“海马及升降龙”图案，中间一块及上面一块各雕“升降龙”图案。太庙享殿“三台”的丹陛石，自下而上分别是“海马”“海狮”“升降龙”。这三处享殿的丹陛石均没有出现与“凤”相关的丹陛石图案，故嘉靖帝所建大享殿，按古“明堂之制”也不应出现与“凤”相关的丹陛石，或者“凤石系光绪二十二年复建祈年殿时，在旧有丹陛石上重新磨琢而成”。若从嘉靖帝营建陵寝、更正祀典系列举措中，尤其是天寿山自明世宗的永陵开始，祾恩殿崇基石栏出陛间出现了“左升龙右降凤”的丹陛石，笔者推断：祈年殿南北两块“左升龙右降凤”丹陛石，应为嘉靖帝构建大享殿时所添建。另外，祈年殿内的地面中心为一块圆形大理石，石面上天然的墨色纹理勾画出了龙凤的形状，惟妙惟肖，故被称为“龙凤石”。这块“龙凤石”系嘉靖二十四年建大享殿时所铺砌，也可印证祈年殿三台上的“升降凤石”系嘉靖帝建大享殿时所添建。

明翰林院大学士程敏政《丙申郊祀斋居次陆廉伯太史韵》有：“此夕圜丘天尺五，拥衾时听属车音。”《十六夜南郊看牲有作》又有：“月上圜丘辇路平，礼宫新议借绯行。”刑部尚书何乔新《南郊陪祭》有：“圣朝奠璧礼圜丘，万炬飞光映冕旒”。华盖殿大学士李东阳《文明黄门携大庙东宫郊祀庆成诸作见过和韵一首》有“礼重圜丘春载睹，歌成清庙夜还闻。”文渊阁大学士王鏊《郊祀斋宫次仲山韵》有“圜丘绝壑飞桥过，杰阁凌虚复道通”等诗句。程敏政、李东阳等陪祀南郊的诗文也可佐证大祀殿是有下坛的，“坛即圜丘”。